一批婴儿被历史做了次“限糖实验”，50年后他们怎么样了？

1953年9月，英国取消了糖类配给制度。

对于众多英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个值得欢庆的时刻。糖果重新出现在商店货架上，制作蛋糕不再需要积攒糖票，往茶杯里加两勺糖也变得毫无顾虑。战争与战后物资匮乏的记忆渐渐远去，甜味重新回归生活。

当时无人预料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日期会成为一场天然实验的分水岭。

研究人员以糖配给制度结束的节点为界限，将生命早期“经历限糖”和“未经历限糖”的两代人区分开来，对比了早期糖分摄入对成年后癌症风险的作用，发现二战期间被迫减少糖分摄入，似乎显著提升了整个战时出生婴儿群体的健康水平。

这项研究由中国农业大学与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论文于今年8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糖配给制度下，历史自发形成了对照组与干预组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物资被切断的年代。1940年1月，德国对英国的进口船只发起攻击，试图通过饥饿迫使英国屈服。英国因此陷入极端的食物短缺。一夜之间，严格的食品配给制度开始实施，糖等常见食品的购买数量受到限制。

1942年至1953年期间，英国每人每周只能领取大约8盎司（1盎司约合28.35克）糖，每月12盎司糖果。两岁以下的婴儿则完全没有糖配额。 配给制度将英国人均糖摄入量控制在每天约40克，这个数值恰好落在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建议的“添加糖低于每日能量10%”范围内（约50克/天），甚至接近更严格的5%目标（约25克/天）。

在这种配给制度下，一个孩子从生命初始阶段便开始被限糖。 当胎儿还在母体内时，母体的糖摄入量已被压缩至低水平；出生后，两岁以内几乎接触不到额外添加的糖。

1953年9月，糖配给制度宣告结束。那个秋天，英国人均糖摄入量几乎翻倍，达到每天约80克。 与此同时，脂肪、奶制品、谷物、肉类等食品并未出现类似程度的反弹。只有糖，像被压紧的弹簧一样弹了回来。

在这种配给制度下，一个孩子从生命初始阶段便开始被限糖丨mixedmuseum.org.uk

对研究人员而言，这意味着一次罕见的实验：一个全国范围、单一日期、由外部政策导致的糖配给干预。

于是，研究人员利用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中64761名1951年至1956年出生于英国者的健康档案，试图分析生命早期糖摄入对成年后癌症风险的影响。这些受试者中的一部分，生命最初1000天恰好处于配给制度之下；另一部分，在配给制度结束后受孕，从未体验过“限量糖”的滋味。

没有伦理审查，没有知情同意，历史自行设计了对照组和干预组。 但这道自然分界线，真正珍贵的并非只是分组本身，还有它对准的时间窗口——生命最初1000天。

生命最初1000天限糖，带来未来更低的癌症风险

生命最初1000天，从受孕到大约两岁，人类的味觉偏好在这一时期形成，多巴胺奖励通路在这一时期成熟，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发育生物学中的“关键窗口”。

研究人员以受孕时间划线：受孕于1953年9月配给制度结束之后的，是“未配给组”，他们生命最初1000天未经历过糖限制；受孕于这之前的，是“配给组”，并按照暴露时长分为五档：仅子宫内、子宫内加出生后6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

研究人员控制了年龄、性别、出生地、出生月份、家庭住址、遗传背景、调查年份这些变量。它们要么是出生时就固定的，要么反映了广泛背景，不会因糖配给而改变。将这些因素排除后，就能让两组人尽可能只保留“糖”这一个差别。

但他们刻意不控制出生体重、母乳喂养、成年BMI、吸烟和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变量，因为它们可能是糖限制影响健康的中介变量。若控制它们，反而会屏蔽掉糖通过它们产生的那部分效应，从而低估真实影响。这种做法在因果推断中被称为“避免处理后偏差”。

暴露于配给制度的参与者的特征｜原图：参考资料1

此前的研究已提示，糖配给时期的婴儿具有更低的心脑血管病风险，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也更低。那癌症风险呢？

这项研究显示，生命早期糖摄入受限的婴儿癌症发病率显著降低。同时，暴露于配给制度的时间越长，成年后癌症发病率越低。

具体来说，与未经历糖配给的婴儿相比，在生命最初1000天经历糖配给的婴儿成年后患肝癌和肝内胆管癌的风险下降近69%。69%是什么概念？如果两组各100人，未配给组有10人患肝癌，配给组大约只有3人。

不只是肝癌，多种癌症的发病率也集体下降。 其中直肠癌风险下降约40%，肺癌下降41%，前列腺癌下降52%，乳腺癌下降36%。

至于为何暴露越久保护越强，研究人员的猜测是：保护是累积的。

子宫内，母体的胰岛素和表观遗传通路可能已在影响胎儿的代谢设定；母乳喂养期间，母乳中的胰岛素可能继续参与婴儿的代谢发育；等到断奶，婴儿开始形成终身的味觉偏好，这段时间接触的甜度，可能决定其一辈子觉得“多甜才算正常”。

每个阶段通过不同的生物机制发挥作用，一层一层叠加，最终形成一条几乎单调下降的癌症风险曲线。

但研究人员也强调，仅子宫内暴露没有显著效果，产后暴露才是关键。

生命早期糖配给暴露对成年期癌症发病率的影响｜原图：参考资料1

餐桌与端粒，似乎也在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决定再去看看这些受试者的餐桌。UK Biobank的参与者会填写饮食回忆问卷。研究人员对比发现，未配给组每天多摄入50至100克食物，健康饮食指数低1到1.5分，食物多样性得分低0.5到1分。

换句话说，配给组吃得更少，饮食更健康，种类更多样。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配给制度结束五十年后，配给制人群摄入的糖分更少，食物摄入量更小，并且保持着更健康、更多样化的饮食。”

按食物类别拆分后，差异主要由糖驱动。 脂肪和蛋白质也有小幅下降，淀粉和纤维保持稳定。

这背后可能是两股力量在拉扯。研究人员说：“一种是生物学的，早期营养可能塑造了新陈代谢、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发育轨迹。另一种是行为学的，生命早期形成的对较低甜度的偏好，似乎会一直跟随你。”

这不是因为“配给组更自律”或者“配给组更富裕”，而是源于味觉本身被改写了。你两岁前尝到的世界有多甜，或许一辈子就觉得世界该有多甜。 五十年后，配给政策早已消失，但舌头还记得。

糖配给对饮食模式的影响｜原图：参考资料1

除此之外，糖配给时期的婴儿往往表现出更长的端粒。 端粒是染色体末端保护遗传物质的帽状结构，与寿命有关。配给组的白细胞端粒更长，长0.05个标准差，相当于生物衰老减少约2.2年。

配给组的颗粒酶B（Granzyme B）水平也更低，这是一种反映慢性炎症和免疫衰老的细胞毒性酶。 也就是说，他们的免疫系统看起来更年轻，慢性炎症更少，免疫监视更完整。免疫监视，正是身体识别并清除癌前细胞的过程。

早期糖限制降低了代谢压力，减缓了端粒磨损，保留了免疫监视。与此同时，更健康的饮食偏好又持续降低终身糖暴露。生物印记和行为习惯形成一个自增强的反馈循环：初始的生理优势被一天天、一年年地保护下来。

糖配给制对白细胞端粒长度（LTL；Z调整的T/S比值）和Granzyme B（log2 NPX）的影响｜原图：参考资料1

这项研究并非在说“糖是毒药”。它强调的是生命最初1000天，糖的剂量比预想中重要。

当然，研究存在局限性。 战时配给的不只是糖，还有肉、黄油、奶酪等；那一代人经历的也不只是少吃糖，还有战后的紧缩、医疗条件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整体差异，这些混杂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年后的健康水平。

但研究人员认为，糖配给制度具有“一刀切”特性，1953年9月之前出生和之后出生，无意中将人群分成了近似随机、严格干预的两组，因此在因果推论上它相较于一般的观察性研究更有说服力。战争时期，一代儿童被迫将糖摄入量限制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摄入量相当的水平，然后他们更健康了。

配给制度是一次意外，但它留下的数据让我们思考：给婴儿吃什么，或许影响着五十年后的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果壳”（ID：Guokr42），作者：石榴，36氪经授权发布。